
他随后于深夜11时,在社交媒体留言称:“我现时系香港机场出境过关时被扣留(我现在在香港机场出境过关时被扣查)。”又留讯息说:初步被告知香港警察提出扣查,但还没有任何人同我讲是什么事。有消息称,陈浩天疑涉及7月13日“光复上水”游行期间一宗伤人案,当日示威者曾与民众发生冲突有人受伤,警方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(O记)人员追查,已把陈浩天列为逮捕目标,故通知香港入境处把他列入暂禁离港名单内,一旦遇上他离境即通知警方。
梳理佛山氢能产业发展路线不难看出,早在10年前,南海区就“抢滩”氢经济的先机,积极布局氢能产业,打下了坚实的产业基础。2009年,广东广顺新能源动力科技有限公司落户该区丹灶镇,随后丹灶镇先后引进泰罗斯、爱德曼、海德利森、广东探索等多个行业龙头企业。挂牌广东新能源汽车产业基地,建成全国首座商业化加氢站。通过10年的布局,丹灶镇从只有一家零部件企业,逐步发展成氢能产业新“硅谷”,雏形渐显。
“去工业化”的深远影响是一方面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会放缓,因为外需下降,国内需求主要靠国民收入支撑,而国民收入的增长一般不会太快,就像发达国家以内生性增长为主,速度始终起不来。另一方面,服务业和工业相比,技术进步率比较低,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也没有那么大。当然,服务业的好处是普通老百姓的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占比能回升,收入分配格局会改善。国民可支配收入一般分成三部分,即居民、企业和政府。在2008年危机之前,中国的居民收入占比一直在下降,20年间下降了10多个百分点,其中政府部门收入占比变化不大,变化主要是老百姓的收入占比不断转移到企业,这是一种负向转移,使财富集中度越来越高。经过最近这些年的调整,普通老百姓收入占GDP的比重在回升,基尼系数在改善。老百姓收入增长自然会伴随消费升级,消费降级的说法在数据上确实不成立。
“仙湖氢谷”南部园区内正在建设南海日本中小企业工业园三期,计划投资金额为10亿元。将建成约18万平方米的工业载体,打造成为涵盖汽配、高端装备制造、电子数码、能源环保领域等先进制造企业的产业集聚区。与此同时,自2015年以来,南海区聚焦加氢站建设审批和安全管理体制机制障碍,大胆先行先试开展“并联审批”等改革措施,探索打通商用加氢站审批流程,从制度上化解“有车无站”的难题。
美国已经不会再帮助中国崛起,甚至转向主动抑制。欧洲也在转向,因为中国经济崛起对欧洲的挤压不亚于美国。只是欧洲还在摇摆,一会儿倾向于美国,一会儿倾向于中国,但总体上还是缓慢漂向美国的可能性更大一些。中国要学会做世界领袖中国确实有不少难题,但也有自己的优势。最大的优势就是我们是一个巨型国家,国土面积相当于整个欧洲(包括俄罗斯的欧洲部分),人口是欧洲的2.5倍。中国的沿海地区很多城市已呈现第一世界的面貌,深圳在短短40年里从无到有,2018年GDP总量超过香港,人均GDP大概为香港的1/2。同时,中国的中部和西部地区还处在欠发达国家的水平。地区发展不均衡固然是不能回避的问题,但内部趋同也是一种潜在优势和发展空间。我们进行过简单的推算。中国东部地区人均GDP目前是中西部地区的1.8倍,如果中西部地区要在20年之内赶上东部地区,增长速度就要超过东部地区3个百分点。如今也基本如此,整个东部地区在减速,中西部地区,特别是中心城市增长速度还是很快的。东部地区目前占整个经济规模的60%,即便东部地区增长率下降到6%,全国增长率仍然有望达到7.2%;等到东部增长率下降到2%,全国增长率也还有3.2%,大概是美国当前的水平。到那时,经济增长就完全靠技术进步推动,投资已经不起什么作用。所以我认为一味鼓励企业“走出去”的政策和战略值得反思,我们第一步要做的应该是“走进去”,即对内开放,向中西部地区转移。政府也应该给优惠政策的空间,让东部地区的企业迁移到中西部地区,而不是一味追求到国外发展。
中拉论坛部长级会议就支持和参与“一带一路”发表特别声明,制定到2021年的优先领域合作共同计划。中阿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发表共建“一带一路”行动宣言,就经贸、工业、能源、文化等近20个领域合作达成了100多项共识。此外,习近平主席年内首次出访即前往阿联酋、塞内加尔、卢旺达、南非和毛里求斯,加强同中东、非洲国家团结合作。年底又访问了阿根廷和巴拿马,引领新时代中拉关系发展。习主席还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约翰内斯堡会晤,共同规划金砖合作蓝图;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同建交太平洋岛国领导人会晤,掀开双方关系新篇章。一年来,中方的一系列外交行动有力推进了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,形成携手共进、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。